父亲拿出他当领导的气魄，命我备好教案，上好课，改好作业。我稍有不轨，即遭大声呵斥。学生们都纪律严明，按时上学，按时回家。那座用犁铁做的铃在父亲手里敲得清清朗朗，远近可闻。铃声，读书声，做课间操的口令声，在小小的山村里按部就班地传响。

为了了解学生，父亲带着我经常家访。在学生家里，我常常看到一家人共用一个脸盆，一条毛巾的现象。但是，家长很客气，一定要买一斤肉，煎几个鸡蛋或者豆腐，打半斤米酒招待我们。有一次，我们到一位学生家长那里去，看到他家里已四壁空空，没有半点值钱家当。在大家普遍用电照明的日子里，他家居然还在点油灯。原来他生了四个女儿，在我班上的是最小的一个。镇里的干部拿他没法，抄了几次家，没什么好拿的了，后来索性不来了，说你想生几个就生几个。我们看到一头猪关在厨房里，“厨房”仅剩一口锅，用两口土砖架起来生火。厨房里摆了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，桌子还断了条腿，用木棍加绳子绑着。一问，才知是跟干部抢桌子抢断了的。家长没事一样的嘿嘿地笑，说：“还好，还有一条猪。谁他娘的要跟我抢，我跟他拼了！”他们一家六口，还有的没分到田，但是日子照样过。按照农民的思想，一株草就有一滴露水养，生下来了就不怕。在这样的家庭，想要他们怎样重视教育已经不太可能。孩子的学费可以先欠着，但是在家里帮着管教孩子总行吧？不要让她们干太多活，有一点学习时间总可以吧？很遗憾，家长以为我们只是来讨学费的，说现在没钱，等秋收了交谷子。

这就是农民，很典型的农民。但在我们这个二千人不到的山村，居然出了三十多个大中专生。因为除了读书，农村实在没什么出路。

在看待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上，父亲对我没有什么说教，或者他本来也就无意吧。我们跟家长们谈得多的是孩子的学习，在学校的表现。然后就是拉家常，谈今年的收成，政府的收费。农民很辛苦，农药化肥都很贵，粮食却不值钱，一年下来都没有什么赚头。但是你不种田，上头的委派还得交。很多收费都是按人头的，除公粮外，农民要交的计：水费，积累，公路捐资，教育附加（镇上要交，学校还要交），农业税，定购粮（低于市场价，以人头计）。还有上调工，如果没有完成，得打平盘，以钱抵工。大致在高峰时期，每个人头每年得交400元左右。有些有钱的人家，自己家的田不种，花钱请人种，各项任务自己交，但收成归请的人，－－那就是倒帖钱了。如果你的责任田不种，政府就要罚款，更不花算。但以后各年，农民大量弃耕，那是后话。

这个学期，我们因为收了学生的学费，（每个孩子100元），家里居然变得有了钱，伙食也改善了，我们每个星期可以吃一次肉。我家的债务也还得差不多。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。

但是到了天气愈寒的时候，父亲老毛病又患了，不能坚持上课。他的胃有严重的问题，经医院检查，他患有：充气性胃炎，胃溃炀，胃窦炎。那时正好我姐姐所在的高中解散，她自己开了个幼儿园，早早的放了假，顶住了父亲的工作。而父亲常常抱着药罐，在晒谷场上晒太阳，有时也替我们管一下乱跑的孩子。

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我利用课余时间跑县城抓药，有时到邻县去找名医，后来又找江湖郎中。但父亲的病仍不见好，后来干脆卧床不起。

这时不知哪路神价做的介绍，有人要跟我姐处对象了，是个局长的儿子。小伙子来到我家里，我们看了看，很有钱的那种。一开口就要送金戒指，金项链。但言谈举止，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一问，原来才初中毕业。我姐是师专的，在高中教了两年书，当然不满意。我和父亲都反对。但是母亲居然同意，准备受人家的礼。

这个学期结束，我们用全县统一试卷给孩子们进行了期末考试，进行严格的监考。孩子们成绩都不错，平均下来数学有70分以上，语文有65分以上。两个班都差不多。孩子们拿着成绩单和试卷高高兴高的回家去了。

弟弟本来不打算回家，接到家信以后，从西安赶回来。他在学校混得很不错，当了班长，写了入党申请书，很多女孩子喜欢他。他回到家里仍意气风发，但面对病痛中的父亲，脸上少了些生气，低着头听父亲交代。父亲谈得最多的，还是我们的终身大事。他谈到姐姐，说出了心中的忧虑。我们家祖上是地主，近三代无官，无商。他希望靠子孙自己努力去争取，但不希望依附于人。全家统一意见的结果，不同意那门亲事。